心理痛苦的根源是信息拥塞或文化重压
李子勋：心理学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核心概念，让自己陷入了困境。我理解的心理痛苦，并不是你得了什么病，而是我们在社会文化的内化过程中，认知不恰当地对现实的解读，或者某种核心的文化观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影响或限制，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痛苦。
心理学上的痛苦，不是躯体痛苦，但它会引发躯体痛苦。心理痛苦在真实上还是当事人内心缺少一种对信息综合的能力。他只接受了某种信息，而拒绝其 他信息的时候，他就塞车，就像西直门桥，当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一座桥的时候，这个人就处理不了，就堵在那了，出现了痛苦、烦恼。但是如果把西直门修了很多 桥，四通八达，也就是我们在处理观念系统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多种概念系统，或者观念，那么我们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就会让信息通畅，这些信息就不会在内心产 生纠结，或者堆积。信息的拥塞，或者是文化观念的重压，才是心理痛苦的根源。
新世纪：那么，心理医生的作用是不是给来访者内心架设很多的桥?
李子勋：不，我们不给他架设桥，我们是使来访者内心，自己去建构。比如你为一件事情烦恼，我会问，这件事你的同事会怎么看，你的妈妈会如何判 断，如果来了一个老外，和你一样的年龄，遇到同样的事情，他会痛苦吗?来了一个外星人，看到你的故事，他的感受会怎样。如果有一个人，你认为他的看法和你 不一样，我就会问，为什么，你能理解他吗?这就是来架桥，但是这个桥是你自己架的，不是我给你架的。
新世纪：也就是说，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来访者知道了一个问题的多种思考方式。
李子勋：甚至一件看起来不好事情，反倒是好事情，就像塞翁失马，你怎么知道它最终不是一件好事情呢?但是人们往往会因为高度关注一个痛苦，而使 自己变得狭隘和盲目。心理治疗师就是把你的视域重新打开，让你重新带着好奇的心，去看待自己。这个时候，只有你把自己治疗好了，这才是心理治疗。
李子勋：比如现在国际上提到的精神分裂分析，就谈到人的欲望是流动的，而且是不可跨越的，我们的分裂是文化造成的。是我们从小就接受了一种分裂 的文化，让我们的内心处在冲突中。如果在你小时候，没有人说你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没有任何文化导向说什么是 对，什么是错，那你不会有内心痛苦，你不会有精神分裂。我们内心的痛苦是分裂的文化带来的。
心理痛苦是在我们的认知体系和文化描述体系下衍生的，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病，它是在执着与妄念下产生的一个虚幻的情绪障碍，一种内在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对于心理治疗师而言，我们会超越疾病判断体系，在人性层面，帮助当事人摆脱这样的痛苦。
李子勋：我们首先提供了一个谈话的机会。有一个人，用完全接纳的方式来听他倾诉，让他阐述痛苦，而且给他回应。我的这个回应，让他感觉到我在关怀他。现在的心理治疗，更多的是关怀，就是我很关心你。
李子勋：其他人劝，通常是用自己的心去劝，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用自己的话去劝，但心理咨询师是中立的，是没有偏见的。我不会对第三者，或者别 的人做评价，也不会用回应去确认什么。我们只会让他感觉到，难道我们说得不对吗?为什么心理医生没有回应我?我们就是一面镜子，我们的内心是空的。
李子勋：我们的能力在于发现来访者的动力和资源。动力就是改变的欲望还是不改变的欲望。比如有个孩子想来看病，但他更想留在家里打电脑。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会让他意识到，其实他的病，就是为了留在家里打电脑。但是这个话是他自己说出来的，我们绝不会说。但是我们会巧妙地提问，或引导他，让他把自 己内在东西的表述出来。当他自己说出来，他就会愣住，那么接下来的谈话就会出现变化。意识到他无意识的用疾病合理化在家玩游戏的行为，改变的动力就会加 强。同样，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家长对孩子疾病的担心变弱了，促进孩子康复的欲望也加强了。要改变孩子，我率先会改善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通过寻找有效的家 庭互动方式来促使孩子的正面行为。别以为心理治疗师一上来就要解决他的核心问题，我可能会回避直接讨论病情，把注意力放在生活或亲子关系的细微层面，改变 从细微的地方开始，像蝴蝶效应。
李子勋：症状有时隐含着某些家庭功能，构成一种关系平衡，大的改变，有时会让当事人或家庭冒更大的风险。因为每个心理治疗师不可能了解当事人生 活处在一个什么情景下。他对故事的描述和解读，会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在影响他，他会把所有的情节都按照这个核心的东西来编排，这构成了他故事的主流布局。因 此，他对他故事的解读是非常片面的，而且他的认知，也会受到他情绪的影响。所以你再利用他的故事去分析是不准确的，你不可能分析出什么来。
心理治疗师聪明就在这一点上，他不那么相信语言，他更相信当事人叙述故事的方式。你讲的内容我不太关心，但是你讲故事的方式，你用的词汇，你的 布局，和你的内在逻辑，我是很关心的，我是要来干扰甚至颠覆的。来了一个人，当他说他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怎么回应他的，但是我会选择他语言中的敏感点， 我会通过提问从当事人心中找到一些相反的信息来削弱他建构的理由，使当事人不得不重新组织他的故事。心理学的提问是非常讲究的，我们的每一个提问都会突破 他原有的故事结构。当他来的时候，带着一个故事，走的时候，内心的故事已经大大改变了，可能从一个消极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改变他， 是他重新提取了他的生活事件，把故事改变。
新世纪：也就是说，心理医生力图通过改变每一位当事人的故事结构，使他们摆脱痛苦?
李子勋：不，当事人应不应当摆脱痛苦，应不应当改变，都是不一定的。比如说，我们没法假定，一个孩子不去上学了，他上学就好，夫妻闹着要离婚， 他们一定要和好才好。在我们内心，是没有这种导向的。我们不应该决定当事人应当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知道，每一个个体，他该怎么生活。我们既不能用 主流文化去帮助他，也不能用普遍性经验去解读他，还不能有任何心理学的技术流露出来，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成熟的心理治疗师。
新世纪：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不急于帮助当事人摆脱痛苦?
李子勋：现在的心理治疗，就是在当事人内心找到资源，资源是指在他内心谁能帮助他。如果他一个资源都没有，宁肯让他呆在那个问题里，不急于把他 弄出来，因为弄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比如道德焦虑给人到来的痛苦要比一个强迫症状带来的痛苦大，更比一个单纯的躯体痛苦大。那么率先去治疗他的心 理症或躯体痛苦，给他吃药，他症状轻了，身体不疼了，这个时候，被掩藏的道德或伦理焦虑凸现出来，也许他可能自杀。所以当我找不到当事人内心可用资源的时 候，我宁肯陪着他，保留这个状态，直到我在他内心找到了可以帮助他的东西，我才可以往前推进。这就是以我的当事人为中心，我要保护他，我要让他获益，但是 我绝不能冒进。
有时候，得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很多得了抑郁的人会说，我抑郁了，很难受，但是突然发现大家都很关心我，最初我以为大家都不理我。我们就会问 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病好了，仍然保持住大家对你的关心?这些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很好奇地去问。当事人就会想，对呀，怎么去维持呢?他可能 就要考虑主动地去维持关系了。因为一个人，人际关系不好，往往是自己在拒绝，而不是别人在拒绝。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说，我们会通过提问，让他自己去意 识到这个问题。有时候，当他找不到资源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你完全可以装病嘛，让自己的抑郁不要好得太全，保留一点，让你继续在人际关系方面具有一种 优势，这叫示弱。讲道理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告诉他这个道理，这个道理要他自己领悟。
新世纪：你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已经17年了，对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有什么认识?
李子勋：其实是这样的，完全按照东方文化，中国人心理学的问题是比较少的。心理学的问题来源于泊来物。西方文化以逻辑著称，而东方文化则喜欢用 机缘、巧合、五行相生相克来解释，不太讲求逻辑。所以在西方文化下，习惯于把事件分成两极，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非健康的。也就 是说，在西方文化里面，把一切都定得死死的，抑郁症就是抑郁症、强迫症就是强迫症、焦虑症就是焦虑症。正如神秀所说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 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的境界，西方心理学就是神秀嘛，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问题、障碍，是要处理的。
在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导向下，我们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心理学本身的东西会激发人以为有心理学的障碍。也可以说，当这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到中国后， 其实是使中国人的心理发生了混乱。当然它一方面帮助中国人意识到心理学，但是它不适合中国这样的文化下培养的人种。比如过去，老百姓说我心情不好，我睡不 好觉，难过，因为?
